这是我给《北大商业评论》6月期写的一篇稿子的题目。前两天有媒体报道，华为又有一名员工突然在出租屋内去世，具体原因不明。这也使得我想起了我前一段时间写这篇稿子时想到的问题：作为一名职场人士，我们快乐吗?如果我们不快乐，甚至非常痛苦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呢?

　　很多人会说当然要努力工作呀，因为我要养家糊口呀，我要供楼供车养孩子呀，不工作哪里有Money呀。根据我前一段时间采访一些IT公司的经验，有这种想法的人估计是80前的居多，我们这些60年代、70年代出生的人背负了太多的包袱，我们好像从小就不是很快乐——先是物质匮乏，吃不上什么好东西，穿不上好衣服，上小学后还要省吃俭用，上中学的时候又赶上了整个社会体制的大变革，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，然后到彻底的市场经济。

　　我们在巨大的变化面前不知所措。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正赶上东欧变革、苏联解体，我给我的同桌，上了武汉大学的高才生写信，说我看不明白这个社会了。我的同桌他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，他坚持说整个社会还会翻过来，苏联还会重新“组装”起来，现在看起来真是很可笑的事情。

　　我们一直担心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一直不快乐。工作之后，我们又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而争权夺利，我们还是不快乐。

　　说了半天，这个跟华为又有什么关系呢?我其实想说的是，像华为这样的“不快乐公司”真实地反映了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大发展，反映了中国制造业由弱变强，最终占领国际市场的真实历程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，凡是在这个时期脱颖而出的中国企业，他们身上无不流淌着与华为类似的文化基因。不管是联想的斯巴达克斯方阵，还是海尔的人单合一，都是把企业当作军队来管理，强调严格的纪律，强调业绩导向，强调服从和执行。

　　在华为，这种军队式的管理尤其明显。例如，工作期间员工不能收发无关的电子邮件，不得使用任何与工作无关的软件。虽然这些措施有利于提高工作的效率，却也严重限制了员工的主观能动性，使得员工只是机械地完成分内的工作，对工作没有任何的激情，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不快乐。

　　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，中国企业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过程中，更多地采用了一种强制性的、紧绷的企业文化，其实也是一种较为合理的选择，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吧。

　　但是，更年轻的几代人，80后，甚至90后，他们会认同这种“不快乐文化”吗?显然不认同，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在快乐中长大的呀，至少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快乐很多。不认同却又要工作怎么办?只能是越来越郁闷，到最后想不开，就有可能出事情。

　　那么，华为做好了管理80后员工的准备了吗?我个人觉得还没有。从最近任老板的一些讲话可以看出来：“近期有些员工自杀，我心里是很沉重的，也很理解他们，因为从99年到2007年，其实我个人就有多次有感觉活不下去的经历，我跟他们是同类，所以我才有这么多感触。但是我有一个最大的优点，我开放，我讲出来。我知道自己是病，难受得很，实在受不了的时候，我会往外打电话，诉说自己的心里感受，没有一个

　　人会劝你自杀的。我以前不知道这是病，也不知道这个能治，后来就治好了。我记得郭平在美国跟我谈心的时候说：“老板，你要找一些无聊的事情来干”。所谓无聊的事情就是瞎聊瞎侃，把精神岔开，慢慢就不会想这件事，可能病也就好了。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，到北京景山公园去看看唱歌啊，到云南丽江看少数民族对歌啊，到热闹的地方去哄一哄、闹一闹啊，可能人就释放，就会好一点。”

　　去景山就能解决快乐的问题吗?去丽江能解决吗?我个人认为还是解决不了。任老板讲话的本质还是让员工们改变个性，适应华为的文化，从而在“斗争”中快乐起来?俗话说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”，要改变人的个性其实是挺难的，除非在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环境之中，比如军队，或者企业文化先进，比如马克思主义。但是，对于80后来说，这两个条件显然都不具备，而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让他们接受如此高强度的

　　工作，我不是说80后生性脆弱，而是说在他们的价值观中不值得为了钱而牺牲自己的健康。另一个原因就是这种自上而下的严密组织体系建立起来之后，创造性的劳动就很少了，天天做一些重复性很高的劳动，也就是“知识工人”，他们也会觉得很烦。

　　也有人说，华为人虽然不快乐，华为不是照样发展得很好嘛。这个我承认，如果华为还想像以前那样发展，一辈子只做个跟随者，跟在爱立信和思科的屁股后面跑，这种来自制造业的管理方式是完全行之有效的。问题是，华为已经逼近领导者的位置了。在吴建国和我合著的《华为的世界》当中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论述：

　　“但是，对于华为等走在前列的中国公司，他们正在从依靠低成本、快速响应求生的制造型企业，转变成为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的创新型企业。这又是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，因为它不仅仅意味着公司组织架构、运营模式等方面的转变，也意味着公司文化的彻底转变。